刘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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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

刘表(142年-208年),字景升,山阳郡高平县(今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东北)人,是西汉鲁恭王刘余之子郁桹侯刘骄的九代孙。刘表身长八尺余(约1.86米),姿貌温厚伟壮,个性优柔寡断,但有儒者风范。他是东汉末期的一个割据军阀,领有荆楚数千里之地,并先后由汉廷授封官衔“荆州刺史”和“镇南将军、荆州牧、封成武侯、假节”。也是汉末的党锢名士之一。

生平[编辑]

党锢清流[编辑]

刘表年轻时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,他参加过太学生运动,在士人间享有很崇高的名望。根据张璠的《汉纪》,刘表与山阳郡)的同乡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褚恭刘祗田林并称“八交”,或称“八顾”。而《汉末名士录》则说刘表与汝南陈翔范滂、鲁国孔昱勃海苑康山阳檀敷张俭、南阳岑晊为“八友”。《后汉书·党锢传序》又载刘表与翟超岑晊陈翔孔昱苑康檀敷张俭八人为“八及”,载刘表与田林张隐等为“八顾”,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载刘表与张俭等人为“八顾”。《三国志·刘表传》则称其为“八俊”。

刘表曾于党锢时期((176年)与同郡张俭等受到讪议,却在问罪的诏书下来之前收到风声,于是逃亡,从而避过迫害。及后在中平元年(184年),党禁解除以后,刘表受大将军何进招辟为掾,推荐再次入朝,及后转任北军中侯

肃清江表[编辑]

初平元年(190年)荆州刺史王睿孙坚所杀,董卓于是以朝廷的名义派遣当时的北军中侯刘表继任。由于当时通往荆州的道路被宗贼和反董派的袁术堵挡(时屯鲁阳),刘表无法直接上任。其时关东兵锋四起,江南宗贼大盛;吴人苏代又为长沙太守,贝羽华容长,各据民兵而称雄当地。于是他匿名独身赴荆州,后单骑入宜城,遂与荆襄名士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蔡瑁等共谋大略。

刘表首先问道:“贼甚盛,而众不附,袁术因之,祸今至矣!吾欲征兵,恐不集,其策安出?”(此时宗贼横行,民众不附,袁术在南阳又蠢蠢欲动,现在荆州已经是大祸临头了。我希望在这里征兵,但又怕民众不愿从军,你们有何对策呢?)蒯良道:“众不附者,仁不足也,附而不治者,义不足也;苟仁义之道行,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,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?”(民众不归附的原因,是因为官员的仁爱不足;民众依附而势力不能兴盛的原因,就是因为官员的义行不足;一旦仁义并行、双管齐下,则民众的归附就如水向低流一样。阁下又何必忧虑,而又去询问征兵的计策呢)

刘表又问蒯越,蒯越道:“治平者先仁义,治乱者先权谋。兵不在多,在得人也。袁术勇而无断,苏代、贝羽皆武人,不足虑。宗贼帅多贪暴,为下所患。越有所素养者,使示之以利,必以众来。君诛其无道,抚而用之。一州之人,有乐存之心,闻君盛德,必襁负而至矣。兵集众附,南据江陵,北守襄阳,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。术等虽至,无能为也。”(平世的统治者都是重视仁义,乱世的统治者则会重视权谋。士兵是贵精不贵多的,重点在于能够得到他们的忠心及支持。袁术为人勇有余而智谋决断不足,苏代、贝羽都是一介武夫,根本不必忧虑;宗贼的首领则大多贪婪残暴,其部下对他们也心存忧虑。我手下有些具备修养及能力的人,只要派遣他们到宗贼首领处加以利诱,宗贼首领们必定领众而来。这时阁下只要把握时机,诛杀那些残暴无道的,再安抚收编他们的部众。如此一来,荆州的本土军民与其他州郡的百姓,都会因为阁下的恩德而扶老携弱而至。届时阁下军民归附,再以南方江陵为根据地,在北方又扼守襄阳,荆州八郡只要传递檄书就可以平定了。即使袁术等人再拥兵而至,亦无能为力矣!)刘表赞叹道:“子柔之言,雍季之论也。异度之计,臼犯之谋也。”

刘表便使蒯越遣人前往诱骗宗贼,说得来者五十五人(《后汉书》载十五人),就斩杀他们,并安抚收编他们的部众。然而,是时唯有江夏贼党张虎陈生拥众据守襄阳,刘表于是再派蒯越及庞季单骑前往劝说,二人答允出降,于是江南悉平。而荆州诸郡守县令因听闻刘表的威名,大多解印绶而逃去。刘表自此理兵襄阳,以观时变。

跨蹈汉南[编辑]

反董卓联盟瓦解之后,袁术袁绍的关系急剧恶化。袁绍于是连结刘表,欲以其牵制袁术。而袁术亦打算袭取荆州,故与长沙太守孙坚结合,并命孙氏一起合击刘表。刘表最初与孙坚交战失利,被孙坚围攻于襄阳城。后来刘表却因孙坚战死而反败为胜,而战事的详情却有三种不同的记载:

  • 根据《典略》记载,刘表在被围后命令大将黄祖于夜间出兵与孙坚对抗,黄祖失利败走,窜入岘山之中。孙坚于是乘胜追击黄祖,却被黄祖的部下用箭伏杀于竹林之间。
  • 《后汉书》指出刘表被围于襄阳后,黄祖前来救援,而孙坚就在交战中被流矢所杀。
  • 《英雄记》却说刘表的部将吕公(或称吕介)领兵屯驻于山上,孙坚以轻骑上山讨伐吕公时,被敌军射中其头,因而毙亡。

由于孙坚战死,刘表于是就反败为胜,解除了其新政权的危机。

初平三年(192年),董卓被杀,其余部李傕郭汜却又再次进据长安,挟持天子。刘表于是遣使入朝朝贡,李、郭二人为了稳固自己势力,便以朝廷的命诏遣御史中丞钟繇封刘表为“镇南将军、荆州牧,封成武侯,假节”,呼为伯父,置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,开府辟召,仪如三公,希望能够结连刘表为外援。[2]

初平四年(193年),刘表断掉了袁术的粮道,使其无法再盘踞南阳,迫使他往兖豫方向出走,间接促成了袁术与曹操的匡亭之战。此举不但彻底除去袁术觊觎荆州的野心,更借曹操军的力量削弱袁术势力,使其更加远离荆州,减少了对荆州威胁,也巩固了自己在荆州的统治权。

建安元年(196年),汉献帝曹操迎于许都,刘表虽然再次遣使奉贡,但却与北方袁绍保持关系。治中邓羲于是劝谏刘表,刘表不听,答曰:“内不失贡职,外不背盟主,此天下之达义也。治中独何怪乎?”(对内,我没有对朝贡之事上失责;对外,我亦没有违背盟主,这才是当今天下的达义之道。怎么只有你老是在怪我呢?)邓羲不满,于是辞疾而退,终刘表之任内不再出仕。

其时骠骑将军张济自关中出走南阳,因粮尽而攻打南阳郡的穰城,却因中飞矢而死,其侄张绣于是收兵而退出穰城。荆州官员知道后皆向刘表祝贺。刘表却说:“济以穷来,主人无礼,至于交锋,此非牧意,牧受吊不受贺也。”(张济因穷途末路而来,我作为主人却如此无礼,这并非我的本意,故我只受吊唁而不受祝贺。)之后,刘表又派人招诱张济的余部,其众闻讯而大喜,尽皆服从。刘表于是安排张绣屯兵于宛城,成为刘表在北方的藩属势力,替他抵御外敌。

当初,长沙太守张羡因为性格屈强、桀骜不驯,故此被刘表轻视而没有被礼待。张羡怀恨在心,最终于建安三年(198年)率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叛逆刘表,刘表因而遣兵攻伐,却连年不下。及后张羡病死,长沙民众又拥立其子张怿为主,刘表不久后方能攻下张怿。刘表于是顺势广开南方的疆土,成为“南收零(陵)、桂(阳),北据汉川,地方数千里,带甲十余万”的大军阀。

在平定荆南之后,刘表与交州牧张津之间渐生仇隙。在建安四年至八年间(199-203年),交州牧张津对刘表连年用兵。然而交州兵微将寡,故即与刘表作战经年仍是徒劳无功。直至建安八年(203年),张津被部下杀害,刘表为染指交州,便旋即派遣属下赖恭出任交州刺史,希望抢先在朝廷任命官员前占有交州。同时,他又任命部属吴巨苍梧太守,以接替刚病故的史璜。另一方面,以曹操为首的汉廷则拜交趾太守士燮为“绥南中郎将,董督(交州)七郡,领交阯太守如故”,旨在抗衡刘表在交州的势力。

最初,荆州之地,人情好扰,加上四周因战乱而骇震,贼众又互相煽动生事,使得荆州处处沸荡动乱。及至刘表作为荆州牧,却能招诱有方,威怀兼洽,令境内的贼党豪强亦可以为其效用。荆州从此万里肃清,群民悦服。另一方面,从关西、兖州豫州来投靠荆州的学者又有上千人之多,刘表对他们都能加以安抚赈赡,学者们受到资助,亦能得到保护。由于荆州境内界群寇已被肃清,刘表于是开立学官,博求儒士,又命綦毋闿宋忠等学者撰写《五经章句》,并称之为后定。刘表在任内,爱民养士,从容自保。

中立偏安[编辑]

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刘表与张绣合击曹操,双方互有胜负。其后曹操袁绍相持于官渡,据守南阳的张绣接受谋士贾诩的建议,向曹操请降,刘表从此失去了对南阳郡的影响力。接着,袁绍又遣人求助于刘表,刘表向来使许诺,却又不正式派遣军队助战,亦不肯协援曹操,只希望自保于(长)江、汉(水)之间,以观天下之变。

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就向刘表说:“今豪桀并争,两雄相持,天下之重在于将军。若欲有为,起乘其敝可也;如其不然,固将择所宜从。岂可拥甲十万,坐观成败?求援而不能助,见贤而不肯归!此两怨必集于将军,恐不得中立矣。曹操善用兵,且贤俊多归之,其势必举袁绍,然后移兵以向江汉,恐将军不能御也。今之胜计,莫若举荆州以附曹操,操必重德将军,长享福祚,垂之后嗣,此万全之策也。”(如今豪杰并争,两个雄主相持于官渡,所以决定天下之局势的重任就在于将军了。若果将军是想有所作为的话,就应该乘此机会而起事;但若不然,就应该选择可以跟从的雄主。将军您又怎能拥兵十万,而坐观成败?袁绍前来求援,您又不派兵协助;曹操贤明,您又不肯归随。这两大势力不管谁胜谁负,都会因怨恨而来对付将军你的,届时我们恐怕不能再保持中立了。我等认为曹操善于用兵,而且又多贤臣俊士归附,他必定能够一举歼灭袁绍,然后就会把兵锋指向我们,恐怕将军到时候也不能够与其抗衡吧。如今必胜之计,莫过于举荆州之众而归附曹操,而曹操必定会看重将军的恩德,您就能长享福祚,子孙晏然,这才是真正的万全之策啊!)

大将蒯越亦如此劝刘表,可是刘表狐疑不决,便派遣韩嵩前往晋见曹操,以探其虚实。他对韩嵩说:“今天下大乱,未知所定,曹公拥天子都许,君为我观其衅。”(如今天下大乱,大势未知所定,而曹公奉天子于许都,希望阁下能够替我观其虚实。)韩嵩答曰:“圣达节,次守节。嵩,守节者也。夫事君为君,君臣名定,以死守之;今策名委质,唯将军所命,虽赴汤蹈火,死无辞也。以嵩观之,曹公至明,必济天下。将军能上顺天子,下归曹公,必享百世之利,楚国实受其祐,使嵩可也;设计未定,嵩使京师,天子假嵩一官,则天子之臣,而将军之故吏耳。在君为君,则嵩守天子之命,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。唯将军重思,无负嵩。”(至圣者可以通逹于普世的价值、忠节,次一等者则只能紧守现存公认的气节。而我韩嵩,仅仅是守节者而已。所谓事君为君,君臣之间的关系既定,所以可以以死守节;现在我奉命前往朝廷仕宦献身,正因为是将军您的命令,所以即使是赴汤蹈火,我也是万死不辞的。以我的观察,曹公明哲,必定能匡济天下,如果将军能够上顺天子,下归曹公的话,必定能够享百世安康之福,荆楚之地亦定会受其庇佑,那么您就应该派我出使了;但若然您举棋不定,却仍命我出使京师的话,一旦天子封我为官,我便会成为天子的属臣,将军的故吏了。正如在君为君的道理一样,我韩嵩只可守命于天子,在道义上就不能够再为将尽忠效命了。唯望将军慎重三思,不要有负韩嵩。)

刘表以为韩嵩只因怯惧而推搪,便强行命他出使。韩嵩到了许都后,果如所言,被天子拜为侍中,迁零陵太守,到他回来以后,大为称颂朝廷和曹操的威德,又劝刘表派遣质子入朝侍奉。刘表认为韩嵩怀有二心,于是大会群臣数百人,陈兵而责见他。其时刘表盛怒,手持符节想要下令杀他,还屡说:“嵩敢怀贰邪!”(韩嵩你竟敢怀二心啊!)在场的群众大为惊慌,想叫韩嵩谢罪,但韩嵩却不为所动,只向刘表说道:“将军负嵩,嵩不负将军。”(是将军您有负于我,而不是我有负于您。)并且再陈述临行之言。刘表依然怒不可遏,其妻蔡氏知道韩嵩贤良,于是进谏说:“韩嵩,楚国之望也;且其言直,诛之无辞。”(韩嵩名重荆楚,而且他言行率直无假,是诛之无名的。)刘表又烤问韩嵩随行的手下,得知韩嵩并无他意,方才作罢斩杀他的念头,但仍然将其囚禁。《三国志》认为刘表外貌儒,但内心却多疑猜忌,就以上述此事来引证。

建安六年(201年),刘备汝南为曹操军所破,于是南行投奔荆州。刘表虽然厚相结待,却没有重用刘备,只安排他驻扎新野,成为自己的北藩。建安十二年(207年),曹操远征柳城时,刘备曾劝说刘表起兵后袭许都,刘表不纳其言。至及曹操还军中原,刘表才对刘备说:“不用君言,失此难逢之机。”(之前不采纳你的建议,现在就失去了如此良机了。)刘备只得说:“今天下分裂,日寻干戈,事会之来,岂有终极乎?若能应之于后者,则此未足为恨也。”(方今天下分裂,干戈日起,机会定会再出现,又怎会有所终极呢?若果今后能把握机会,这回之事就不足以为恨了。)

不过,自建安十二年,曹操还定柳城后,河北局势已经被稳定下来。在一统中原后,曹操开始为南征的事作准备,而荆州则成为他的第一个攻取的目标。

无定后嗣[编辑]

刘表在晚年时,未能妥善处理后嗣的事宜。刘表的两个儿子──刘琦刘琮都牵涉到嗣子之争的问题上。 最初,刘表因为长子刘琦与自己的相貌像得相似,而十分喜爱他。但后来刘琮娶了刘表继室蔡夫人的侄女,蔡氏就爱屋及乌,喜爱刘琮而讨厌刘琦。蔡氏于是经常在刘表面前抵毁刘琦,刘表因为宠信蔡氏,于是逐渐信以为真。另外,蔡氏之弟蔡瑁及其外甥张允亦得刘表信重,且又与刘琮相善,故此刘琦越感不安。后来刘琦跟从诸葛亮的建议,向刘表请缨代替战死的黄祖出任江夏太守,以求自安。

后来刘表病重,刘琦还归襄阳探望。由于刘琦素来慈孝,张允等人怕其父子二人相见而亲情相感,会令刘表确立刘琦为嗣,于是不许刘琦入内探望,并说:“将军命君抚临江夏,其任至重。今释众擅来,必见谴怒。伤亲之欢,重增其疾,非孝敬之道也。”(主公命你镇守江夏,是个非常重任。如今你留下众兵将于江夏而擅来襄阳,主公知道后必定会加以怒责。此举有伤亲情,最终只会使他的病情恶化,这实在不是孝敬之道啊。)刘琦被拒诸门外,不能与刘表相见,刘琦只得流涕而去。而据《英雄记》及《魏书》记载,刘表病危时曾想将荆州让给刘备,刘备不忍趁人之危而再三推却。[3]但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在《三国志注》中认为,刘表夫妇早已属意刘琮,这时突然想让刘备接手荆州,不可信。

建安十三年(208年)秋初,曹操开始领兵出发,南征荆州。同年八月间,刘表因背疽发作,病重身亡,享年六十七。刘表死后,荆州群臣拥立其次子刘琮为继承人。而刘琮在继位一个月内,因为群臣大多主降曹,于是便在九月向曹操请降,正式结束了刘氏父子在荆州的十九年统治。

学术著作[编辑]

刘表在任荆州牧其间,曾经与当地学者共同著作了一部名为《荆州星占》(或名《荆州占》)的天文书籍,并在后世流传了几百年。至少到了唐代,《荆州星占》还是李淳风撰《乙巳占》、瞿昙悉达撰《开元占经》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。李淳风亦在《乙巳占》中开列他自述是“幼小所习诵”的星占学参考书共二十五部,其中第十八部就是刘表的《荆州占》。尽管刘表本人未必是《荆州星占》的主要编撰者,但其领衔编著的角色,亦证明他对于天象星宿有一定的研究。

逸事[编辑]

刘表作为儒者,对于儒家经典学说都很有研究,并且一直信守儒学所主张的中庸之道。从他在国事上的中立的态度,以及他在以下两件事情的表现中,都可见一斑。

谢承的《后汉书》叙述了少年刘表与其老师王畅的辩论:

其时王畅任南阳太守,有鉴于南阳的人民生活挥霍奢华,他于是领头行俭,希望籍此改变民风。然而王畅的做法过于节俭,人民根本无法仿效,因此时年17岁的刘表就劝谏王畅说:“奢不僭上,俭不逼下,盖中庸之道,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。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,而慕夷齐之末操,无乃皎然自遗 (贵) 于世?”(所谓过犹不及,不论是奢侈或节俭,都要合符中庸之道,这就是蘧伯玉耻于独自成为君子的原因。府君(您)若果不师承孔子的明训,而仰慕夷齐那些微不足道的操行,莫非是想让自己在当世显得分外高洁?) 王畅答曰:“以约俭失之者鲜矣!且能以矫俗之歪风。”(因为节约行俭而犯过失的人甚为稀少吧!而且此举亦兼能纠正世俗的歪风。)

《三国志‧陈登传》引述了刘表宴客论英雄的经过:

有一回,许汜刘备一同在刘表处拜访,当时刘表正在与刘备共论天下英雄人物。许汜于是说:“陈元龙湖海之士,豪气不除。”(陈元龙是个江湖人物,从不检点其豪横的作风。)刘备问刘表:“许君论是非?”(许先生的说话对吗?)刘表答曰:“欲言非,此君为善士,不宜虚言;欲言是,元龙名重天下。”(若果说不对的话,似乎不恰当,因为这位先生是仁善之士,并不会言假的;但若说是的话,也不恰当,因为元龙乃是名重天下的人物。)刘备于是问许汜:“君言豪,宁有事邪?”(您所说的豪横,有事实根据吗?)许汜就说:“昔遭乱过下邳,见元龙。元龙无客主之意,久不相与语,自上大床卧,使客卧下床。”(昔日我因为逃避战乱而路过下邳,顺道拜见元龙。但元龙并没有要招待我的意思,良久亦不跟我讲话,之后更上了大床去睡觉,而我就只得睡在下床。)刘备就为陈登辩驳,直斥许汜说:“君有国士之名,今天下大乱,帝主失所,望君忧国忘家,有救世之意。而君求田问舍,言无可采,是元龙所讳也,何缘当与君语?如小人,欲卧百尺楼上,卧君于地,何但上下床之间邪?”(阁下有国士之名,而现在天下大乱,还望先生要忧国忘家,抱有救世的志向。但阁下却只会求田问舍,所说的话完全没有可采纳的价值,这都是元龙所不喜欢的,又怎会跟你谈话呢?如果我是陈登的话,我则会睡在百尺高楼之上,而要你睡在地上,跟你又怎会只是上下床的区别呢?)刘表听后大笑。刘备于是叹说:“若元龙文武胆志,当求之于古耳,造次难得比也。”(像元龙这样文武兼资、又具备胆色志向的人,大概只能在古代找到,现今的人都难以与他相提并论。)

曹丕在《典论‧酒诲》一篇中曾提及到刘表子弟的饮酒情况:

“荆州牧刘表,跨有南土,子弟骄贵,并好酒。为三爵,大曰伯雅,次曰仲雅,小曰季雅;伯受七升,仲受六升,季受五升。又设大针于杖端,客有醉酒寝地,辄以劖刺验其醒醉,是酷于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……故南荆有三雅之爵,河朔有避暑之饮。”而文中所提及到的“三雅”酒杯,就是“雅量”一词的典故,意指能够饮下“三雅”任何一爵所盛的酒而不醉的话,就是有“雅量”。(汉代的一升相等于现代的二百毫升)其后“雅量”辗转引申为“器度”、“容人之量”的意思。

晋代干宝的《搜神记》亦载有一件与刘表相关的怪事:

“建安初,荆州童谣曰:‘八九年间始欲衰,至十三年无孑遗。’言自中兴〔中平〕以来,荆州独全,及刘表为牧,民又丰乐,至建安八年九年当始衰。始衰者,谓刘表妻死,诸将并零落也。十三年无孑遗者,表当又死,因以丧破也。是时,华容有女子忽啼呼云:‘荆州将有大丧。’言语过差,县以为妖言,系狱月余,忽于狱中哭曰:‘刘荆州今日死。’华容去州数百里,即遣马吏验视,而刘表果死,县乃出之。续又歌吟曰:‘不意李立为贵人。’后无几,太祖平荆州,以涿郡李立字建贤为荆州刺史。 ”

郭颁魏晋世语》则记载一段关于刘表的轶事:

在刘表死后80余年,即西晋太康年间,有人掘出其冢墓。及后发现刘表及其妻之身形,竟然十分完整,仿如尚在人世,而且溢出的芬香仍能传闻数里。

蔡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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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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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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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琦

其他